我认为，奉俊昊的《母亲》非常不一般，表面上是要展示一个离奇诡谲的小镇谋杀案（若按类型分，完全是犯罪惊悚片），但实际上，它在讲述的过程中延宕了开来，关注了更多、更广的东西，更不是把视角仅仅停留在既定思维大小的狭隘视野里（比如只拿“犯罪”和“亲情”做文章）。于是，可以说，《母亲》这部片子厚度惊人，并成了一个属于现代的、东方的、“社会性”的隐喻。 泛泛来说，这种隐喻，关于人的不信任，承受与极限，关于（社会）机制的冷酷，关于畸零人的生存，关于真相的残酷和不可知，也关于记忆的恐怖和遗忘的必须……这种种问题，其实，渗入到了影片中的个体命运和宏大叙事中。于是，镜头不得不在曲折中徘徊，力图展现出一个社会肌理的多个层面，展现出人的多种状态和可能，而不是如一般的推理犯案片，在抽丝剥茧后，就要直达主旨（最后，我们仍然猜不透结局，却仿佛体会到更多东西，感慨也更深）。 当然，在这里，最需要说的是，这种“很有城府”特质，也渗入在每一处的视听语言当中。 （一） 我选的这一段，讲的是镇宇和元彬不满某教授和其同僚开车撞了人就跑，便在高尔夫球场等候，随后呼喝、追打这群所谓“上流人士”，很是热闹。这一段，是影片最早的一处“小高潮”，出现在开始的六分多钟，值得一说。 首先，整个段落，充分显示了导演的控制力。从“潜伏”到“追击”， 从辽阔的大远景到近处的特写的“冰冷切换”等等，无论是场面调度还是镜头的移动，还是演员的动作、台词的掺入，皆显得举重若轻，流畅娴熟，细节处理的更是精致。 一开始，第一个镜头的视听就相当有魄力——镇宇由山谷出现在地平线，（此时是第三者视角），镜头缓缓向前滑进，越来越快，镇宇在远处看见了什么，赶紧俯下身，悬疑和不安的笛声配乐也随之响起。按照一般的逻辑来说，此时省事的做法应该是直接切到他看到的事物，更加简单也更加直接。而导演没有切，在此选择了无比复杂和费事的长镜头——镜头连推带摇，伴着呜呜的乐声，让广袤草地缓缓掠过眼前，直至移到远处小道的方向，一辆奶白色的高尔夫小车进入视野，镜头才稳稳的停住。 如果说这个镜头还是“半个主观视点”的话，下一个远的惊人的镜头，就是一个让人惶恐的“全知视点”（摄影机几乎架到了野外场地的最边缘），把元彬、镇宇和教授一群人的位置以及高尔夫球场的“庞大”展露无疑，也可能是有一些“人在做天在看”的意味（个人猜测）。而第三个镜头则极为突兀，变成了摇晃在车后的一堆高尔夫球杆的特写——第二个镜头的极远视野和第三个镜头的极近视野构成了非常具有冲击力的“互文”效果。 第四个镜头，描绘了车上的教授一行人的“生态”。仅仅一个数秒的镜头内部精准描摹，就可以隐隐猜出这些人各自的身份、地位以及关系，而此处，依靠的完全是景别的选择（近景），镜头内部位置的安排（两前三后），以及人物的外形和表情（坐在前面副驾驶坐傲慢的老头肯定是教授，驾驶者是同事，后面座位的两男一女是跟班），此处最不容易的地方在于，既有幽默藏在内部，又隐隐显露出真实世界的人际流，俨然是大手笔。 这里多说一句，奉俊昊要描写“非社会性的人”的悲剧（“母和子”两人作为脱离正常社会关系网的典型），而其立足点就必须是具有强大社会真实感。比如，全片气质冷冽、格调灰暗、一再以“写实感”为先，甚至有些段落，对于真实残酷性的揭示让人毛骨悚然。然而，这一段却略有不同——把“真实”插入一种静中带闹的冷幽默之中，表面上看趣味盎然，仔细想想，又不全是如此——段落的外延意义，也是影射某种形式的社会不公——某大学教授在一群吹捧者的护拥下，去豪华高尔夫球场打球，撞伤了人却可以没事，而玩笑性质的“报复”却让穷的揭不开锅的家庭要赔偿其巨额修车费（天理何存？）——只不过这一些，导演把它们隐藏在叙事的深处（潜在暗流），不特意思索，也不易发觉。 回到视听语言的分析，后面小道和小树林的段落，非常巧妙的使用了“移动中的小车”这个道具。让镜头在不断滑动，配合着元彬和镇宇两次手持木枝的奔跑位移，渐渐营造了一种略带喜感的张力和氛围。比如很多镜头都是安放在小车上拍摄，取代的是车上人的主观视角，并在车拐弯的时候还伴有一个90度的摇镜头（因为人的脖子可以扭动），下一个反打镜头则都是这帮人莫名其妙、一头雾水的近景（甚至还有集体扭头）。再加上，往往是车（镜头）近，人（元彬）退，车（镜头）远人（镇宇）追，而镇宇追来并向车上投掷木棒的时候（主观镜头），镜头后面甚至传来吓的“喔喔”喊叫的声音，由低转高。于是，整个场面就显得有些滑稽，更有些“身临其境”，而背景的“铮铮”乐器声显然也有推波助澜、烘托氛围的效用。 最后一段很长镜头、一气呵成的元彬和镇宇围殴三个“德高望重”的中年男人的段落，非常精彩，尤其是中途镇宇偷偷扔球杆入湖，镜头是跟着球杆“噗通”入水后，又不急不缓的折回，继续关注他们扭打的场面，显得格外的“气定神闲”。其实，这一段之所以这么拍，不仅仅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一种“长短句”语法的搭配平衡。换句话说，长镜头和短镜头的搭配均衡，是整个段落“节奏”优劣的关键，也是最终“韵味”能不能出来的重要一环。 因此，让我们再看看这一段。一开始，是一个长达22秒的长镜（对整个空间的勾勒），而不知是不是巧合，最终的一个扭打长镜，也是22秒。而中间，正反打镜头居多（尽管是比较怪异的正反打），都是以3到4秒一个，快速剪辑在一起，让人看的目不暇接，而接近结尾处有个跌宕（是一个12秒的镇宇追车的侧面全景跟镜）。整段基本上的节奏趋向是“慢-急-慢”，首尾绵长呼应，中途又是一阵快鼓快筝，所以说，此段给人的心理感受是相当的扣人心弦，却又回味无穷。 （二） 从剧情上来说，此处看似是一次非常痛快的“发泄”，是无规则的叙事。实际上却暗暗处理了三个叙事任务，一是，埋下高尔夫球和高尔夫球杆的伏笔（这两个道具在后面的剧情中有极为重要的线索作用）；二是，深入描绘镇宇和元彬两个人物的性格和关系（一个是强势且有心计的混混，另一个则是天真不谙世事的傻子，后者显然视前者为偶像，而前者却对后者有鄙视）；三是，通过一场戏描摹出一幅垂直的社会图景，精英人士和弱势群体的悬殊地位，当然后者也会有爆发式的反抗，虽然此种“暴动”必然会受到惩罚，比如元彬作为最底层，受到社会和执法机构的“冷暴力”——赔偿巨额的奔驰后车镜。 而这个欢腾的段落，却是镇宇和元彬联手实施的“热暴力”，一方面源于他们的年少热血、唯恐天下不乱，另一方面则是反衬了教授一行人的懦弱和丧失活力，没有国家机器的维护，也只能挨打罢了。至于镇宇则是想好了让元彬承担所有的过错，才会为所欲为（此人甚为狡诈，在这一段中就有几个细节展示，比如特意扔高尔夫球杆入水、比如主张有计谋的从后面攻击）。 其实，通过这一节奏有致，张弛有力的段落，我已经可以清晰的看见，《母亲》当中，一套强大的压抑系统是怎样巧妙搭建起来的（尽管这一段其实是抗压抑，和别的部分的剧情截然不同）。奉俊昊一如其在惊世之作《杀人回忆》中所做的那样，把一个人逼上绝境，必然先是展现社会组织的不可信（教授、律师等精英阶层丑态毕露、为所欲为），司法执法等权力机关的高度不可信（警察在案件中扮演了极为荒谬和可笑的角色）——于是，“公权”被彻底否认，“国家”丧失其对内的基本公允，整个社会制度出了让人心寒的问题。 最可怕的是，《母亲》不仅对“公”的一套概念灰心丧气，连“私”的世界也未给人以半点希望，仍是“他人即地狱”的囹圄——友情不可信（朋友认钱不认人），亲情亦不可信（被害女孩的祖母靠其卖淫的钱生活，却对她的死无动于衷；坚信儿子不是凶手的母亲，最后也在“真相”下信念崩溃）。在这样的构造下，人的孤独性被彰显到极致，一如开头和临近结尾的镜头中，在荒原里麻木晃动的母亲，她杀了人却无人可以诉说，她恐惧她的儿子总有一天会知道自己和她都杀了人，她企图通过扎自己腿上的穴道来忘却记忆。 同时，我们更清晰的看见，在这种一层扣一层的信任崩塌中，传统意义上的“非社会人”是怎样的被无情的删除出去。先是母亲和儿子元彬不断遭人歧视（儿子又对母亲对自己的关心无动于衷），生存已经空间畸形，儿子元彬却又因冤屈啷当入狱。接着，元彬在狱中突然回忆起了什么，大声对母亲叫道：“我五岁的时候，你想毒死我！”母子之间的建模瞬间被损毁。而结尾带着更强的弱肉“弱”食意味——永远只会是一个弱势个体残杀了另一个弱势个体——元彬用石头砸死了卖身女孩，母亲则杀死拾荒老头。而接着，承担罪名的人，另一个弱智少年，必须也只能是一个社会的“畸零者” ，并且更加彻头彻尾——他甚至连没有母亲都没有。在这个系统里，所有的精英阶层、执法机关、普通社会人都在安全的领域，正如我们，只需要和冰冷的镜头一样，冰冷的注视着他们的不幸和挣扎就可以了。 的确，我认为，奉俊昊在这部片子里与其说是强烈的控诉，倒不如说是冷漠的注视了（他真的已经修炼到了很高的段位）。这种不带温度的冷漠，贯穿在镜头和视听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只要仔细体会，皆能发现其精妙之处。完